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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武帝的重才之道

1999-06-25 来源:光明日报 胡晓涓 我有话说

汉武帝刘彻是我国西汉中期的杰出政治家。在位期间,他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,巩固统治,促进国家统一,使汉王朝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。他的成功与他重视人才有很大的关系。

改革制度,幕求人才。汉武帝初即位,虽有“文景之治”的统治基础,但外有匈奴的侵扰,内有王国的跋扈,且“名臣文武欲尽”。面对此种形势,武帝清醒地认识到,若想成就帝王大业,使汉家天下长久,必须将世间英才罗致自己麾下。在武帝当政的几十年中,他“畴咨海内,举其俊茂”(《汉书·公孙弘卜式儿宽传》)。汉武帝即位第一年就下诏举荐人才。《汉书·武帝纪》载:“建元元年冬十月,诏丞相、御史、列侯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。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,“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”,同年“五月诏贤良曰:……朕之不敏,不能远德……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,受策察问,咸以书对。”元朔元年冬十一月,又下诏说:“夫十室之邑,必有忠信;三人并行,厥有我师。今或至阖郡而荐一人,是化不下究,从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。”为此汉武帝制定了严明的奖惩制度:“进贤受上赏,蔽贤蒙显戮”,地方官员如果“不举孝,不奉诏,当以不敬论。不察廉,不胜任也,当免。”汉武帝运用行政手段广招人才,从而使“任贤”有了制度上的保障。

汉武帝用人的最大特点是大胆改革选士制度。汉朝统治者不仅注意任用学问高深的士人,还善于发挥于国有用的所有士人和其他有一技之长的人的作用。汉初几朝皇帝都曾发出诏令,以察举、征辟等方式在全国广为招贤。但只有到了汉武帝时,这些选拔人才的方法才制度化、规模化,自此直至东汉时期,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制度长期推行下去。

至于考试制度,更是武帝时首创。汉武帝时选士用人,以推荐、征召为主,以考试为辅,从中选优录用,以利人尽其才,才尽其用。这表明封建国家选官用人开始注意其聪明才智的发挥。

汉武帝时期选士用人制度的改革,使一大批年轻、有活力的政治、军事、史学、文学、外交、经济等方面的人才相继出现,如经学家董仲舒、史学家司马迁、文学家司马相如、军事家卫青与霍去病、外交家张骞、农学家赵过、经济学家桑弘羊、天文学家唐都与落下闳等。这些人不仅为一时俊才,也是中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人物。这批人才的出现,体现了统治者利用行政力量,按照需要培养、造就人才的巨大优势。

破格提拔,宽待人才。汉武帝用人不拘旧例。元封五年(公元前106年),汉武帝下诏:“盖有非常之功,必待非常之人。故马或奔而致千里,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。夫泛驾之马,弛之士,亦在御之而已。”可见汉武帝用人思想的特色是用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。为此,就必须破除陈腐的用人思想和制度,广开才路,破格用人。司马迁虽因李陵一案所累,受过宫刑之辱,但武帝倚重其史学成就,仍留用在身边,担任中书令,使其能完成《史记》这部历史巨著。卫青、霍去病虽出身卑微,但因朴实、勇武被破格提拔,委以军权。

汉武帝不仅知人善任,破格用人,而且宽以待人,虚心纳谏。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记载:“四方之士多上书言得失,自眩鬻者以千数。”这说明当时言路较宽,进谏者少有忌讳。东方朔诙谐豁达,不拘小节,且自负,一些人便认为他狂妄、荒唐,不近情理。汉武帝却认为他奇才难得,任其常侍郎。东方朔曾写一篇《答客难》,以一个文士怀才不遇的口吻,讽喻朝廷不尊重人才,谴辞用句非常辛辣,其中两句云:“抗之则在青云之上,抑之则在深泉之下,用之则为虎,不用则为鼠。”汉武帝读后不仅没怪罪他,反而认为他的话“常有补益”。汉武帝时还重新设置了被汉初统治者废止的秦时的言谏之官,并大多以一时名贤任之,如贡禹、匡衡、严助等。他们对朝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监督作用。后人评论汉武帝的用人是“绦旋在手,操纵自如者也。”(赵翼《二十二史(答刂)记·卷二》)

创立太学,培养人才。汉武帝继位之初,深感世道“礼崩乐坏”,意欲通过仁义道德的教化,“导民以礼,风之以乐”,使民“仁行而从善,义立而俗易”,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。他接受董仲舒的建议:“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,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。故养士之大莫大乎太学”。因此“立太学的教于国,设庠序以教于邑”,下令建立太学。元朔五年(公元前124年),朝廷荐选各地18岁以上男子50人到京都,挑选一批博士讲授春秋五经,由此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官学——太学。这50人称博士弟子,是最早一批太学生。同中央太学相应,地方上也建立了官学,传播经学,培养人才。武帝时,通过太学和以五经取士,确实重用了不少经学人才,并促进了民间研究、传习经学的学术和教育活动的发展。

既重文武人才,也重农、工、商、科技人才。汉武帝制定出许多农业、冶铁、商业、经济方面的政策,而且亲自过问,并注意从中提拔、任用专门人才。徐伯本是普通水工,武帝元光六年(前129年),命他主持漕渠工程。三年时间他便主持开凿了从长安沿终南山至黄河的渠道三百多里,使关东到长安的水路缩短了一半,并灌溉了万顷农田。东郭咸阳是盐商出身,孔仅是冶铁商出身,武帝用二人为大农丞,主管盐铁专卖事务,为国家聚拢钱财。唐都、落下闳精研天文律历,武帝招他们到宫中修定律历,使其在天文学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。

由于汉武帝时对经济和科技人才较为重视,使经济发展,进而为这时期政治统治的稳固和军事的强大奠定了基础。

综观汉武帝的重才之道,不难看出,人才既是促进国家发展的因素,也是巩固统治的基础;重视人才的选拔、任用与培养,更是国家强大的关键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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